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王立胜
尊敬的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纪念吴承明、汪敬虞两位先生诞辰100周年。两位先生都是我国经济史学界的大家，同时也是经济所的老前辈。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主题，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如何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空规定性。
马克思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 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时代条件。一种思想理论体系的产生往往都是其时代精神的凝结，同时又在它的时代产生巨大的思想影响。政治经济学是理论的一般性和历史的特殊性两者的结合。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明确提出，“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其出现的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必定有“其出现的世纪”。正是“其出现的世纪”赋予它不同于其它理论体系的内在规定性。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提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吴承明、汪敬虞两位先生的经济史研究，都是把理论的一般性与历史的特殊性进行有机结合的典范。譬如，汪敬虞先生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或主要不是由小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而来，而是或主要是由一部分和手工业没有联系的官僚、地主和商人对新式工业的创办而来。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带有决定性的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力的引进。大量的历史证据都表明，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同于马恩笔下的典型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
与此相类似的是，中国近代以来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同于马恩等经典作家预想中的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并不必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中爆发，而是可以在单个落后国家率先发生，而后波及到其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实现的。同时，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交织进行的，这也与马恩所预言的革命顺序有所不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谱系中的特殊类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从经济史角度进行定位，就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空规定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如何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
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都必须建立在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相统一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执政，就是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这就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一个新的表述，他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规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应该说，对于这个“核心”的认识，正是从历史的角度提出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引用了一段邓小平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重要论述：“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在建国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认识存在着一定偏差。这表现为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上，一定程度上忽视对生产力的分析和解释，片面地倚重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在这一点上，尽管吴承明、汪敬虞两位先生并未进行直接的探讨，但他们在其经济史研究中，特别强调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汪敬虞先生主张，首先要从生产力的变革方面研究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在中国历史上，新生产工具的使用，不是出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手工业生产力的自然发展，而是来自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的技术引进。这也是引进了封建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正是这样的引进，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道路。吴承明先生所著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则自始就要求注重生产力和流通，并要求“凡是能计量的，尽可能作些定量分析”；全书制作了487张统计图表，这在当时的史学著作中是罕见的。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样是推动生产关系演进的最主要力量。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最重要的历史尺度就是发展生产力。
另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两位先生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分析范式，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互动出发，来解释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譬如，汪敬虞先生以资本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主线，他认为，外国资本主义既是中国资本主义成长的促进者，又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压迫者。它所产生的两种作用是互相矛盾的，但它所要达到的目的又是一致的。这种双重作用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放脚”与“铐手”。“放脚”主要体现在新生产力的开发、中国资本主义的启动上；“铐手”主要体现为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享有的特权地位，严重压迫和束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中国资本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根本无法达到促进本国资本积累的目的，大部分利润被外国资本所攫取，这就决定了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中国近代史的经验启示我们：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解决生产目的问题，也即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相统一的问题。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目的必须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丧失了这个根本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满足人民需求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实现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才能实现内在逻辑的自洽。
第三，政治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协作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1995年，吴承明先生在《经济研究》杂志发表了《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一文，这篇文章后来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在这篇论文中，吴先生提出了一个十分鲜明的观点，“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它的流。”长期以来，经济史学科被看作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二级学科，经济史方法被看作是经济学多种研究方法中的一种，仅此而已。但吴先生认为，经济学和经济史学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经济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过往的一切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研究，因此，所有经济学使用的方法，经济史学都应当运用。这个观点非常值得我们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界深入思考和借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不断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在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里所指的经济学说的“系统化”，我的理解是：不仅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系统化”，而且还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更为广泛的经济学说的“系统化”，在这一庞大的学说体系中，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占据了重要地位。
我们党历来重视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提炼理论认识。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就是一个从不断发展的经济现实进行理论提炼的过程。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回顾这一段历史，就可以得出“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这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的理论新见。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进步，同时也是充分运用经济史方法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在如何评价建国以来经济发展历程和经济思想发展历程这个问题上，特别要注意不要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割裂开来，而是要以史为鉴，辩证看待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取得的成绩和遭受的挫折，把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吸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当中来。开展这项工作，就需要经济史学界和政治经济学界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打造一个体现中国历史，彰显中国风格，饱含中国智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好的，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以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书记、副所长王立胜在“经济史理论与研究——吴承明、汪敬虞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