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史
王砚峰:陶孟和与他的研究机构在北平的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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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7月到193511月,陶孟和领导的社会经济研究机构在北平先后经历了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到北平社会调查所再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机构变迁,完成了从草创到壮大的嬗变后,举所离开了曾经的皇城,南下“晋京”。此一去,则又是17年的辗转和变迁,待研究所再度“还京”的时候,已是解放后的195212月,此时的机构也已改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了。

相对于1949年前的其余日子,在北平的这9年间,是陶孟和与他的研究机构相对安定的一段时期。通过对这段时间机构的组织、运作以及所址的数次迁移,也许能稍稍探究和还原一下前辈们的工作状态,也实感创立并维持一间学术研究机构的艰难。

组织机构的变迁

19262月,美国纽约的社会宗教研究院通知美国庚款的管理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基会”),计划捐赠一笔为期三年的专款,专供社会调查之用,并表示不干涉人事与行政安排。中基会董事会决定接受捐款,每年拨专款1万元,增设社会调查部(以下简称调查部),聘任陶孟和担任专办社会调查部秘书,即负责人,并于326日由董事会执行委员会议决设立顾问委员会,由干事长范源濂(静生)先后聘任戴乐仁、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夏威士、贝克(John. Earle. Baker)、章元善、刘大钧、陈达、程琬珍、张伯苓、丁文江等任委员。514日,第一次顾问委员会商定先行以在北京调查家庭工业作为试验。71日,调查部正式成立。

关于美国方面的捐款,查阅当时的调查部年报,所谓每年拨付专款1万元之数,未明示是美元还是国币。而美国捐款第一和第二年为每年7000金元和25000银元,第三年为7000金元。此中是否尽数用于调查部之建设,则不得而知了。

调查部成立第一年,除秘书即负责人为陶孟和外,又聘请了调查主任1人,调查员5人,编辑1人,统计员3人,共计11人。其中调查主任是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编辑是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樊弘。此后的三年间,尽管人员进出频繁,但调查部基本保持十余人的常设员额,没有大的改变。

调查部时期的三年,每年召开一次顾问委员会会议,1928519日举行的第二年度顾问委员会会议,除了丁文江等顾问参加外,中基会方面增派周诒春、任鸿隽参加,会议建议调查部今后的调查与研究,应限于劳动调查和农业经济两方面,避免过于宽泛,以收到“敏捷之效”。而从调查部前三年的研究与调查情况来看,也基本保持在这些范围之内,而这些调查与研究,则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先河,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出版了一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社会学研究成果,社会研究的重要性也开始为社会所重视。

19296月,美国社会宗教研究院的三年捐款期满,而社会调查事业正值蒸蒸日上,“同人等一本实事求是之精神,搜求社会事实,分析研究,编述成书,计今已有刊物九种问世矣。”鉴于调查部的工作成果和价值,1929629日,中基会召开的常年大会决定将调查部改组为社会调查所(以下简称调查所),继续隶属于中基会,每年补助国币8万元。而改组的事项,在当年312日的调查部顾问委员会上即已讨论并作了计划,并获得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的讨论通过。

调查所设立后,于19297月成立所委员会,作为管理机构,共设委员9人,时任中基会董事会干事长,掌管基金会财务分配权的任鸿隽任委员长,陶孟和为秘书兼会计,同时任所长,委员包括丁文江等7人。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均为学界名流,对具体事务干涉不多,对调查所的运筹计划则是尽力支持。

调查所的成立,使之由一个“临时试办之机关一变而为独立永久之团体”,人员也随即迅速增加。按照年度报告所记录的名单统计,调查部第三年时为13人,调查所成立第一个年度末即19306月底达到31人,到19336月底增加到47人,加上临时工作人员已达六七十人之多。

调查所成立后,机构对人员的构成与分类进行了调整,在调查部时期,在秘书(即负责人)以下人员主要分为编辑、调查主任(研究员)和调查员、统计主任和统计员三类,调查所成立初时将人员分为研究员(包含调查与统计人员)、计算员和事务员三类,此后随着事业发展和人员增加,到19336月时,调查所的职员表已扩展为所长、研究主任、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研究生(练习助理员)、秘书、图书馆主任、事务员、计算员等八项。

在人才队伍的引进方面。调查所首先从国内大学中招聘了多位优秀毕业生充实研究队伍。1929年,吴半农、韩德章、曾炳鈞、刘心铨、王士达、吴铎等人入所被聘为助理研究员,此后成为研究所的中坚力量。

同时,调查所开始聘请海外归来学者,19309月,裘开明受聘到所任研究主任,负责农业经济研究,但当月又请假返美,此后于1933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终身致力于图书馆事业,1931-1966年历任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馆长等职。

19326月,调查所又聘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陈君慧担任研究主任,担任财政金融方面指导工作,陈在所五年,后附汪,45年逃日,旋被引渡回国入狱。

除上述两位,193311月到所任研究主任的朱炳南,亦是留美归来,负责财政研究工作。而调查所对于延聘的海外学者,均给予很高的待遇,为他们专设研究主任一职以示重视。

1930年,调查所开始招收研究生,汤象龙等五人成为调查所第一届研究生,1931年招收吴承禧等6位研究生,1932年招生达到9人,包括罗玉东、王镇中、刘隽、千家驹、郑友揆等都是该年度入所。1933年,招收的研究生有巫宝三、梁方仲、严仁赓、赵泉澄等9人。1934年,张培刚到所任练习助理员。

随着机构的扩张和人员的增加,从1930年起,社会调查所的研究项目明显增加,在此前已有的社会调查与农村经济诸研究项目之外,又增加了近代经济史、人口研究、工业经济、财税研究等学科。193211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将财政经济等方面的研究、调查工作委托调查所进行,每月拨付一定数量的补助经费。这样,关于人口、粮食、地方财政、棉纺织行业、物资流通、对外贸易以及税制、货币、国民所得等研究随之兴起。此时的北平社会调查所,一方面领全国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研究之先,另一方面逐渐形成了现行部门经济问题及经济史的研究相提并重的经济学研究格局,与国内外的学术合作日益增多,正是羽翼渐丰,宏图大展之际。而此时,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与社会调查所合并的动议正在逐渐变为现实。

早在中研院成立之初,蔡元培曾有意请陶孟和主持社会科学研究所,当时未能实现。但社会调查所与社科所之间的平等合作则迅速展开。诸如由调查所负责整理、统计社科所在浙江农村的调查数据,指导该所的“工资理论之研究”并协助查阅北平各图书馆藏书,以及合作开展著名的“无锡、保定(清苑)农村调查”等等。

193112月至19321月,民国政府发生公债风潮,随即“一二八”事变爆发,3月份,政府决定停付庚子赔款一年,相应的“退款”也随之停止。这一时期,中基会面临了较大的财政压力。

19336月,丁文江就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长,丁文江一直担任调查部顾问委员会和所委员会委员。而此时的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随着陈翰笙等人的离职,研究所几近空巢。丁为了集中人才,统一发展起见,在调整中研院机构时遂有将平京两所合并,仍由基金会拨付经费,而将原社会科学研究所经费,转为建办中央博物院之用的想法。而中基会方面,任鸿隽在资助方向上则一直有着偏重自然科学的主张,因此此时亦乐于促成此事。

在上述背景下,社会调查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合并就形成了箭在弦上之势。

1934518日,社会调查所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召开,会上任鸿隽在报告中宣布了中基会对合并的意见,即合并后,沿用社会科学研究所名称,将其作为中基会补助的机构,此后4年内,暂定补助经费每年8万元,以后改为每年6万元。31日,中基会第八十五次执行、财政委员会联席会议,提出并讨论通过两所合并问题。而对于任鸿隽打算缩减经费,并缩短拨款年限的意见,陶孟和为维护科研工作,寸步不让,宁可取消合并事,不能缩减经费,从而开始了一番争执。720-24日间,任鸿隽与胡适、丁文江、陶孟和四人互相频繁通信,陶孟和认为任鸿隽关于合并对主张是“压迫驱逐”,胡适则劝谓“他不过想为中基会省些款项,照顾各方。”陶则认为“是用省下来的款项来膨胀生物所的预算”,是不公道的做法。最终经胡适等斡旋,仍照丁文江的原计划进行。

改组合并后,“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经费,既靠调查所原有的经费,而调查所原班人马又顶替了研究所的人员”(郑友揆语)。所谓“合并”,实际上称为“改名”更为恰当。原社会科学研究所除了民族组并入历史语言研究所外,已无研究项目和人员可以合并,因此,社会调查所将关防及图书资料、设备以及管理人员接受后,即由民间学术机构变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的一个研究所。此后,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范围,进一步偏重现实经济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但同时仍然继续延续经济史和社会调查等领域的工作。

193471日正式更名后,社会科学研究所实际上有半年多时间分处北平与南京两处办公,内部称为“平所”与“京所”。除了工业和金融两个研究组迁往南京外,其余各部分研究人员仍由陶孟和所长带领,留在北平办公。19354月,为了工作方便,又将南京部分迁回北平,合为一处。可惜此后随着华北局势紧张,到了12月份,又遵照院方指示全所迁往南京,只留下当时主持档案抄写工作的汤象龙等人,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才彻底离开了北平。

办公场所的迁移

社会调查部初起时,作为中基会的附属部门,是与中基会事务所(即总办事处)同一地址办公的,开始在北平石驸马大街42号一座较大的民宅里。石驸马大街就是现在的宣武门内新文化街,当时有很多文化机构都曾在这里驻设,包括当时的中基会董事兼干事长范静生就住在83号。第二年4月,调查部又随中基会搬到了基金会自置的南长街22号办公会所。1929年下半年开始,已独立的调查所租赁了南长街东河沿6号的一所小洋楼。但随着人员增加,办公面积狭小的问题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调查所成立后,作为独立的研究机构,建设永久性办公场所的问题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但是,以当时三五十人的规模,要求中基会拨款建筑一座办公大楼也并非易事。而此后,一系列形势的变化使调查所获得了拥有固定性办公场所的机会。

19271223日,范静生去世。为纪念范静生,由其创办的尚志学会倾其所有,出资十五万元作为基金,范静生之胞弟,实业家范锐(旭东)捐出范家在石驸马大街83号的房产,决定创办并委托中基会组织和管理以静生命名的生物调查所。中基会接受嘱托,勉力操办,1928101日,静生生物调查所正式成立。成立后,中基会对其倾力扶助,补助经费逐年增加。

19289月,北平图书馆位于北海西侧的馆舍建筑举行破土礼,19314月,工程告竣。而19294月,静生生物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议建造新所址事项,19302月,中基会第四次常年会议议决社会调查所建筑所址。随后,北平图书馆将养蜂夹道西侧空闲地块约五六亩划赠,用于两所办公楼建筑,中基会于是决定在此建筑三层办公楼,由静生所与社会调查所共用。同月,建筑工程开工,512日举行奠基礼,19312月举行落成典礼,随后于518日搬入新址办公,门牌编号为文津街三号。新址建筑加院落合计三十亩,社会调查所占用大楼西半侧,静生所居东半侧。至此,社会调查所终于有了自有的办公房屋,此后直至1935年底社科所离开北平。

据曾任调查所秘书的吴铎回忆,当时的建筑工程由基金董事会委托周诒春先生主持,施工中的具体事务,常由陶孟和委托吴铎办理。举办奠基礼前,陶孟和嘱咐吴铎撰写了一篇纪要,说明社会调查所的现状和建筑办公楼的缘起,并将全所工作人员姓名附列于篇末。奠基时,将全文及当时通用的若干枚硬币及当天的几份日报,装入一个小铁箱,焊封完毕,再放入基石的中空部分。不知这个铁箱还能不能重见天日,让看到它的后人能够感知一下那一时刻的真实历史。

另有一段掌故,据北京图书馆杨宝华回忆,北平图书馆馆舍落成后,门前街道,东起金鳌玉栋牌楼,西至西安门大街路北西小石作南口止,向无专名。为纪念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193149日,北平图书馆致函北平市公安局拟将这段街道定名为“文津街”,公安局518日来函照准,于是才有了文津街这个地名。

而合并后的社会科学所,本已接收原在南京钦天山下鸡鸣寺路一号的办公楼,惟因北平所址较为宽敞,与北平图书馆为比邻,“更有多数学术机关之图书馆可供参阅,工作至为便利,故各部门研究人员,除金融工业两部分留京外,余均在北平工作。旋因平京两地相隔遥远,于研究工作上、管理上以及图书应用上均感不便,乃于19354月间将南京部分移往北平,遂得集中一地。”而南京的所址,则由中央研究院决定于当年下半年拨归心理研究所。

但是,此后华北局势骤然紧张,且中研院又提出要求各研究所视工作之性质分别集中京沪两地,并决定在南京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建造新址。于是研究所于193511月间经与院部商定实行南迁,暂时以南京成贤街总办事处原址作为所办公地点,自122日开始工作。北平文津街原址则于12月底退还静生生物调查所。

此时,所里的工作人员除仍留北平主持档案抄写工作者外,其余都来到了南京。但是,到了19361月末,成贤街房屋因已经出售给了中央图书馆,社会科学所则只好临时在南京狮子桥23号租房,于2月初迁入办公。“该处房屋甚形狭小,且系住宅建筑,颇不适于机关办公,惟以系暂时性质,尚无大碍。”此时,为社科所新建的位于史语所南侧的新办公楼尚有待来年才能竣工。至于北平方面,则只设办事处一所,作为留在北平负责主持抄写档案的人员的工作地点,开始位于原所址西侧的酒醋局三号,随后迁至北新桥小三条。

 

(完)

 

 

作者:王砚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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