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王砚峰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各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纷纷向后方撤离以避战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也奉命于1937年8月底从南京向湖南长沙迁移，随后于12月再迁至广西桂林、阳朔，至1938年12月，又迁往云南昆明。在近一年半的迁徙过程中，以时任所长陶孟和为首的社会科学研究所，辗转数千公里，既要力保人员之安全，又要保全重要图书、仪器等财产，更要延续研究工作不致停顿，其过程之艰辛，可想而知。
2013年初，经济研究所图书馆整理旧籍，偶得一部《国立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会第三次报告》，记载了1939年3月13日至14日在云南昆明国立云南大学会泽院召开的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会第四次会议的过程，其中除会议各项议程外，还附有各研究所所长报告，主要叙述自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间各所迁移过程和研究情况，以笔者孤陋寡闻，其中多处细节尚未尽闻，故辑录其中部分内容，佐以其他史料，力求回顾社会科学研究所在这一年半期间的迁徙过程和学术研究成果以及人员变动，以求证于方家。
一、一年半中的三次迁徙
翻开这份封面及内页均为棉纸油印的报告，细读那些平实的叙述文字，头脑中不断浮现的却是70多年前先辈们面向西南，踯躅前行的立体画卷。
第一次迁移：南京——长沙、南岳（1937年8月-1937年12月）
据报告所述，1937年8月中旬后，中央研究院鉴于大局“日趋威迫”，决定将南京各所即日迁往内地，同时在长沙筹设工作站，社会科学研究所奉院令后，即将最重要的图书资料、仪器等装箱，分别运往长沙和南昌，所内工作人员则除了需留在南京处理必要事务的数人外，其余自8月下旬陆续由南京迁湘。
到了9月下旬，社会科学所的工作人员和公物大部分到齐，于是借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校址开始工作，但很快就因为房屋不敷分配，中研院又在衡山南岳市设立工作分站，社会科学所的工业、金融、贸易、行政四个研究组遂转往该地，于10月1日开始工作，其他各组仍留在长沙。
到了11月中旬，淞沪失守，中研院决定将南京各所留守事务全部结束，社会科学所留守人员也奉命来湘。当时还有部分公物留在南京，虽然时间紧促、交通工具极度缺乏，但经过最大努力，仍将这些公物中较重要的大部分，于12月底运抵长沙。
在两次抢运的重要物品中，首要的部分即是图书。1937年8、9月间首次迁移时，因交通阻滞，仅将较珍贵较切要之图书、部分剪报、及历年抄搜所得明清档案运出180余箱，以维持日常研究工作之用。同年11月间，第二次迁运时，所里留存在南京的书籍尚多，经留京人员于离去前设法抢运，又将较重要者运出约40箱，惟以时间匆促，且交通工具极度缺乏，仍有一小部分较不重要者未能运出，遂致遗失。按报告记载，“近经就运出图书清查结果，计得”中日文书6378种，约27000余册，西文图书11849种，13000余册[u1] ，共18227种，4万余册，“损失之数，尚属不多，此差堪告慰者也。”
第二次迁移：长沙、南岳——桂林、阳朔（1937年12月-1938年11月）
中研院各所落户长沙后不久，南京失陷，战线内移，迁湘机关日渐增多，办公地址“益感狭隘”，1937年12月11日，中研院召开院务会议，决定各所继续向西南迁移，其中目的地有广西桂林和云南昆明。其中，李四光领导的地质所先期迁往桂林，12月下旬，社会科学所及心理所、动植物所、物理所等亦先后随往，其他各所则前往昆明。
社会科学所与当时的广西省的关系较为密切，李四光与李宗仁将军有友谊关系，陶孟和是李四光加入北京大学的引荐人，两人相交甚笃，早在1933年，李四光就介绍当时的社会调查所派员去广西做经济调查，千家驹、吴半农、韩德章和王子建是当时实地调查组的成员，调查从1933年7月到12月历时半年，后写成《广西经济概况》一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次中研院10所中的5所迁往广西，亦由李四光接洽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并受到欢迎。当时湘桂铁路尚在赶筑路基阶段，人员、器物大部分靠小船、竹筏和卡车运输，异常艰难。1937年10月已经在长沙加入社会科学所的罗尔纲，因是广西贵县人，即被陶孟和派回桂林寻址，在黄旭初的推荐下选址阳朔县，入住当时最大的建筑中山纪念堂为所办公地，同时迁往阳朔的还有心理所和动植物所。据社会科学所报告中提到，三所在桂林合设办事处，以便与地方接洽。而据时任社会科学所秘书吴铎回忆，当时广西省政府与各所接触频繁，联系不绝，后为适应需要，在桂五所商定并经院本部同意，在桂林设立了“中央研究院桂林办事处”。由社会科学所派吴铎负责主持，并另派朱煌、麦叔武和刘俊卿三位分任会计、庶务和通讯。两份史料虽叙述略有不同，但设立办事处则属确有之事。
1938年1月下旬，社会科学所大部分人员及一部分重要书物已到阳朔，于是在该地正式恢复工作。而存在湖南的全部箱件因为数甚多，分两批起运，且有一部分由水路运桂，直到8、9月间始全数到达。
然而，到了10月下旬，广州陷落日军之手，战局已经延展至华南，11月底日军连续轰炸桂林，形势日趋危急。在桂林、阳朔的中研院各所于是相继准备迁移，社会科学所亦于此时决定迁往昆明。
第三次迁移：桂林、阳朔——昆明（1938年12月-1939年初）
1938年12月初，社会科学所开始将在阳朔的物品装箱，分批起运。为了便利运输，社会科学所和动植物所在柳州、六寨、贵阳三地合设办事处，办理各段公路运输及箱件堆存事宜。到12月底，全部箱件均已运离阳朔，其中一部分最重要之图书资料且已运抵昆明。按所长报告所言，预计1939年1月中旬，当可在昆明开始工作。而根据多方史料，1939年初，社会科学所已在昆明恢复工作。
在从阳朔迁往昆明的道路上，亦是充满着无数的艰难。罗尔纲在《生涯六记》里曾回忆说，那个时候“关山迁播，汽车经常抛锚在荒山野岭上，寒风侵袭，到昆明后，通货膨胀，吃马铃薯稀饭充饥，老鼠在砍回来做柴火用的树枝上，跳来跳去，鼠蚤咬人，晚上疟疾蚊成群吮吸人血”。而日军的威胁也无时不在，罗尔纲还回忆到，当时社会科学所收藏的经济史抄档和表格在搬到宜山县（今广西宜州市）的时候，曾遭日军飞机轰炸，是看守人王兴保冒着烟焰去抢救出来的。按史料记载，日机轰炸宜山的时间是1939年2月5日，其时，浙江大学正寄处宜山。
另外，图书馆如今所藏古籍中，其中雍正《大清会典》之第一至第九卷已缺失。在幸存的后续书卷中，有一份本馆前辈撰写的校勘记，清晰地记录着，1938年，馆藏书籍在辗转途中，于广西河池遭日机轰炸，虽经全力抢救，但前九卷仍遭焚毁！
由此可见，如今收藏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的这些资料典籍，曾经经历过何等的磨难！
而在这一年半之间，图书馆又新增中日文书113种、123册，西文书426种、431册；期刊由订购及外界赠送而经常收到者，计有中文47种，西文143种，日文17种。在战火纷飞、奔波流离的岁月中，这些书籍期刊就显得更加宝贵，而统计数字又是如此的精确！
二、一年半奔波迁徙中不曾中断的研究
尽管迁徙、安身极为艰难，但社会科学所在陶孟和先生的带领下，仍不辍学术，只要稍为安定，各位学者即或伏案疾书，或奔赴厂矿调研，在一年半的动荡之中，仍能保证一年时间用于研究。
在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报告的开头说到，“一年半以来本所一再迁徙，工作陷于停顿者几六个月，故正式工作时间仅为一年”，词语间似乎略有歉疚，然而，在不断的奔波流离之中，能将三分之二的时间用于工作和研究，谈何容易！因此可以说，社会科学所的学者们，实际上从未中断过他们的研究工作，如此见缝插针而取得的成果可谓丰硕。以下就简略将其中的主要成果罗列出来，回顾一下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学者们执着向学的精神。
按照所长报告中“研究工作之回顾”一节的陈述，当时的研究工作包括社会经济史、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国际贸易、金融、财政、行政、统计等，此外，更从事于战时经济之探讨。
在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由于当时汤象龙大部分时间留学国外，清代财经档案的抄写工作也已暂告一段落，因此报告中主要的研究项目是梁方仲的明代一条鞭法研究和罗尔纲的湘军制度研究，其中1938年夏天，《湘军新志》一书完稿，1939年以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第十二种出版，而梁方仲对明代经济史的研究则在整个抗战时期都从未停歇。
在工业经济研究方面，主要有棉纺织工业的调查研究等。其中，对全国棉纺织业的总调查是应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委托于1937年进行的[u2] ，5-8月间已经完成了南通土布业调查，但战事已起，调查不得不暂时停止，随着形势的变化，又开始进行抗战以来的棉纺织工业研究，社会科学所为此派员至港沪及汉口重庆等地征询战事发生后方纺织业变动实况。此项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王子建1939年6月发表于《新经济》半月刊上的《抗战以来之棉纺织工业》和严中平1943年出版的《中国棉业之发展》一书等。[u3]
此外，1937年2月，根据资源委员会的委托，社会科学所派吴铎和张铁铮去江西考察钨业，经过三个月的考察，于1937年8月底撰写了4万余字的报告，列述江西省钨业应改进的各个方面，并建议应采用成本计算方法与会计制度，附有账册表单格式60余种，送交资源委员会。1937年9月，应资源委员会的委托，社会科学所派员去湖南为各电器厂设计成本会计制度，到38年夏天，已经为三家企业设计完毕并付诸实施。
在农业经济研究方面，巫宝三、张之毅合著的《福建粮食之运销》一书，作为社会科学所丛刊第十一辑于1938年5月出版。张培刚则于1938年出版《广西粮食问题》，并于1940年出版了与张之毅合作，在迁徙过程中撰写的的《浙江省粮食之运销》一书。
在国际贸易研究方面，郑友揆的《我国关税自主后进口税率水准之变迁》一书、蔡谦的《粤省对外贸易报告》一书及《粤省对外贸易入超与港币暴涨》一文，均于1938-1939年间撰写并出版。同时，还有“近二十年粤省对外进出口贸易物量物价指数”等成果完成。由于抗战爆发，对外贸易在本质上、机构上及对国民关系上都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科学所洞察到此种变化，开始对中国国际贸易的演变着手进行研究。此外，社会科学所还对滇缅铁路对中国外贸的影响、战时行业的损失概况进行调查研究。
在金融研究领域，社会科学所根据战时广东省华侨汇款是经济力量的一项有力支柱，因此和广东省银行合作进行研究，从1938年4月调查开始到1938年11月初报告竣稿，历时7个月。同时开始对战时金融问题进行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此外还开展对于近一二百年中国存银估计的研究，终有1941年余捷琼《1700至1937年中国银货输出入的一个估计》一书的出版。
另外，在财政研究方面，社会调查所承担了云南财政概况和广西县地方财政概况的研究；在行政研究方面开展了广西省县行政关系的研究，在统计研究方面开展了品质管理研究统计理论在工农业上之应用的研究和推广等等。
抗战开始后，社会科学所上下尤其是所长陶孟和，很快就意识到战时经济研究的重要性。陶孟和曾经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各方的损失估计和谈判情况十分关注，1920年，陶孟和与夫人沈性仁合译了凯恩斯的《欧洲和议后的经济》，被纳入《新青年丛书》出版。因此，在所长报告中，特别提到开展战时经济研究的情况：
“我国自抗战以来，全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因战时之影响变动甚剧。现代战争中经济力量之消长与占据前途有密切之关系，故关于我国年来经济方面之全盘变动情形及其前途之精密研究，实属至为必要。本所有鉴于此，近特有我国战时经济研究之计划，暂定之研究范围如下：一，抗战的损失；二，战区内的经济变迁及日本在佔领区内的经济设施；三，我国经济的新设施与新发展；四，战时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自二十七年五月（1938年5月）起已开始收集资料，九、十月间复分派同人赴各地考察，并调查各地工厂移动情形，近已考查完毕，现关于工厂迁移部分业经整理就绪，行将完稿。”这些研究计划在战争期间和战后都取得了大量的研究结果，具有很高的学术和实用价值。
除了战时经济的研究外，社会科学所还做了“日本兵力之估计”的研究，报告提到此项研究“根据日本历年征兵、分类统计并参考战时各国实例，从而推算日本现时之兵力、计得估计两个业已完稿。”
以上研究，一部分是对战前已有研究项目的延续，一部分在抗战爆发后根据新形势进行补充或新增的研究，还有一部分是在迁徙过程中，利用当地条件进行的调查和研究。这些在迁徙过程中完成或进行中的研究，对后学者来说，都是应该倍加珍惜的成果。
三、一年半迁徙过程中的人员变动
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9月初公布国难时期各项支出紧缩办法，全国各教育科研机构的经费先打七折再打九折，因此中研院实行了职员不能跟随疏散者可执行留资[u4] 停薪之条例，以撙节开支。社会科学所亦尊[u5] 例执行，1937年9-12月间，依照此项办法，先后有研究人员和计算员等19人离所，但是“旋因所中工作增剧”，有4位计算员许钧、郑伯彬、董宜之、邓伊于1938年夏天相继回所工作。研究人员中的刘隽后来在1942-1944年间又曾返所工作，其后离开，王士达、邱瑾璋、魏泽瀛和研究生包毅则从此后再未返所。由此计算，留资[u6] 停薪的人员到1938年末为15人。
另外，停职的事务员有3人，辞职者包括研究员陈君慧、朱炳南，副研究员梁炳琪、朱驭欧、吴承禧，研究生胡家驹，事务员刘炜俊（此前任图书馆主任）等共7人。
而新增人员有研究生如姚曾荫、章景瑞、周万明、史家麒、王祥麟，助理员董浩等6人。而1937年10月加入社会科学所的罗尔纲，也应计算在内。
至1938年底，按照职员名单，社会科学所共有研究员3人，副研究员10人，助理员9人，研究生5人，事务员3人，计算员11人，合计41人。由此推算，在大迁徙之前的社会科学所应有各类人员约60人。而中研院各所疏散人数所占原人数比例在十分之三至十分之六，可见社会科学所的人员随迁的比例是各所中最高的。
除了职员的进出，还有一些人员在当时被借调到其他部门和教育机构等处。如时任助理员的张培刚、张之毅二人于1937年9月各应桂林广西大学及陕西武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之约分别担任研究工作及教职，张培刚于期满一年后仍返所工作。助理员余捷琼自8月下旬起参加军事委员会液体燃料管理处筹备工作，该处成立后仍继续服务，1938年4月始返所。助理员严仁赓自1937年10月起调往军事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服务，12月间改调液体燃料管理处工作，1938年年5月由资源委员会借调，至年底仍在该会服务，1941年后离所。事务员张铁铮自1937年9月起由军委会第四部借调参加消费指导组工作，1938年1月间该部结束后回所。研究员杨西孟、曾应资源委员会之托从事品质管理研究。副研究员王镇中自1937年9月起，经资源委员会调借主持电器制造厂成本会计之设计，及推行事宜。
到1938年底，研究人员在国外研读者有黄汝琪、巫宝三二人。其中黄汝琪在美国研究数理统计，巫宝三则于1938年9月离美赴德。副研究员梁方仲曾于1937年4月赴日搜集经济史料，于同年9月返国。副研究员汤象龙原在英攻读，1937年8月转学巴黎，1938年4月又去德国，当年10月归国返所工作。
以上人员变动，粗看起来似嫌枯燥，但细究起来，则是甚为翔实的史料，因年代久远，很多回忆会有偏差，但当时的报告应更为准确，也许这些史料会为经济学学术史研究增加一些佐证吧！
最后，转录当时报告中所列的职员名单一份，以此向抗战中历经坎坷而仍坚持为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献身的先辈们致敬！
本所（社会科学研究所）职员一览（以二十七年（1938年）末为准依姓氏笔画多少排列）
专任研究员兼所长 陶孟和
专任研究员 黄汝琪 杨西孟
专任副研究员 王子建 王镇中 巫宝三 吴半农 吴铎 徐义生
梁方仲 汤象龙 郑友揆 刘心铨
助理员 余捷琼 张之毅 张培刚 董浩 潘嘉麟 蔡谦
罗尔纲 严仁赓 严中平
研究生 王祥麟 史家麒 周万明 姚曾荫 章景瑞
事务员 朱煌 麦永伾 郑锺琨
计算员 宗井滔 许钧 张铁铮 蔡建廷 董宜之
贾振清 郑伯彬 邓伊 钱清渠 韩啟桐
韩积寿
后记：本文之作成，首先要感谢朱玲研究员的鼓励和推荐，同时要感谢詹小红研究员将此文推荐给《经济学家茶座》2013年第6期发表。因《经济学家茶座》版面限制，发表时部分文字有所删减。现将原文献拙，请方家指正。
成文时间：2013年10月9日于经济所图书馆，2014年1月20日修改于经济所图书馆